在生命的某一天，你發現只剩三十七天可以活。或許今天就是那一天，或許是明天。
這一天就發生一位男子身上。他身高一九三公分，操美國南方口音，膚色古銅如高爾夫健將，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功彪炳而榮獲五顆銅星勳章，擁有一輛深綠色豪華林肯轎車。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一個美麗的初秋時分，他被診斷出肺癌，三十七天後離世。
這人是我的繼父波伊思。在確定罹癌到去世的短短三十七天，我幫助他度過每一天，看著他邁向死亡，這個過程促使我發想：如果只剩三十七天可以活，我今天會做什麼？
因為他想在家裡闔眼，母親和我帶他回家照顧。由於我不曾跟大限將至的人相處，頓時不知所措。二十多年前親生父親臨終時，我才二十歲，那天我待在加護病房的等候室，沒人問我要不要在他離世前見他最後一面，而在他闔眼後才有人問我要不要看一眼。從那時起，我深切體悟到，我們的文化有多避諱死亡。
幫助繼父走完人生旅程的經驗雖然深刻，但也令我驚惶失措，彷彿闖入不該造訪之地，聽見不該聽的事情，我協助打嗎啡彷彿原本就能熟練操作。很快地他失去說話能力，這讓我的照料工作變得更加困難，但在某些方面也更為容易。我隨時擔心焦慮，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情。沒有手冊可以遵循，沒有醫囑讓我可遵循，知道他感覺如何、心裡在想什麼、體內癌細胞如何啃噬他等等。我無法得知，而他也無法告訴我。
我所能想到跟他說的話題都是零零碎碎的，而且會引起傷痛，所以我只好用手勢問他要看影片嗎？我沒有出聲，隨後想到：搞什麼呀，我要讓他在人間最後見到的是影星休葛蘭嗎？看報也不行，報紙內容跟他幾無相干，都是一些偏頗文字。然而，在這段重要的有限時間內，在這段從活著步向死亡的日子裡，到底怎樣做才適切？
晚上我聽見製氧機的活塞推進又推出，我等候著，納悶它何時停止。最後，它真的停了，就在他的腳板開始發紫，向上蔓延全身之後；也就是診斷噩耗宣布後的第三十七天。
三十七天，這個數字在我內心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象。我們經常活得彷彿擁有全世界的時間，接著駭然發現三十七天短到令人震撼。這麼短的時間，不夠我們留駐生命裡的懊悔和歡笑呀。
如果我只剩三十七天可以活，我會把它用來打掃閣樓、清空電腦檔案、或者參加會議嗎？那時我已將我的人生故事告訴孩子和朋友，或者開始悔恨已經沒時間做這些事？現在的我過得很充實嗎？或者我要一直等到孩子離家上大學、退休金年金到期，或是職業足球隊公馬隊搬回巴爾的摩？到時，恐怕一切太遲。
繼父的驟逝讓我明白，我必須從中體悟出正面意義。於是，每天早上我持續問自己：如果只剩三十七天可以活，我今天會做什麼？
有時，這問題真難回答。
十年前，我最喜歡的一位教授雪瑞登‧西蒙（Sheridan Simon）離開人間，當年他才四十六歲，是個優秀傑出的物理學家，充滿魅力、個性幽默，我畢業十幾年後仍與他保持連絡。醫生告知他只剩一年可以活：「在這一年裡，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他真的盡情度過最後那一年。
他的學校同事暨好友強納森‧馬立諾（Jonathan Malino）寫下一段哀悼詞：「他繼續保持生病之前的那種生活，他的生命觀，他的智慧心，就蘊藏在他每天具體活出的熱忱和奉獻裡。一天又一天，他需要愈來愈多的勇氣和決心，才能持續這樣的生活。雖然痛楚加劇、虛脫漸深，然而，就在臨終前三天，雪瑞登仍在課堂上幫助學生，用盡每絲力氣想讓別人過得更好。」
雪瑞登老師辭世前八天捎了一封信給我，信末他寫道：「保持連絡，好嗎？愛妳的雪瑞登。」
名記者瑪喬麗‧威廉斯（Marjorie Williams）在剛過完四十七歲生日的第三天死於肝癌，她的丈夫將哀悼化為行動，將她的隨筆文章集結成《在華盛頓動物園的女人》（The Woman at the Washington Zoo）一書，書中提到：「當我面臨大家閒談時的老話題（若發現你只剩一年可活，你會怎麼做？），才發現有孩子的女人有特權或者該說有責任跳過這種存在主義式的討論。如果你有年幼的孩子，這時你會做的就是盡可能正常過日子，只不過會做更多鬆餅。」
對於大家閒談的這個老話題，我的答案就跟雪瑞登‧西蒙及瑪喬麗‧威廉斯一樣，我不會舉家離鄉，來個環球之旅，也不會想攀登聖母峰，或者耗盡最後的精力去學通行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烏都語，還是跑到什麼遙遠的地方追尋開悟。我只會更用心地讓每一天過得更精彩、更有意義。只要單純地說肯定語接受、慷慨、多發表意見、多去愛、信任自己、放慢腳步，更充實地過僅剩的日子，而非創造什麼新的生活方式。每一天我要做出更多鬆餅（裡面還要放很多碎巧克力。）
當我認真思索人生的最後三十七天，開始明白一件事：為了兩個年幼的女兒，我要留下更好的記憶。我知道若今天就是最後三十七天的一天，我會拼命寫下給女兒愛瑪和泰絲的文字，好讓她們知道和發現，我不止是個母親，也是個真真實實的人。即便我走了，我也會留下想法和回憶，夢想和恐懼，關於我的過去和我所認識的人們。
我會探索生活的真正意義，並留給女兒們一本心得筆記，告訴她們如何應付難關，讓這本筆記引導她們度過沒有我相伴的人生。裡頭不是寫要去哪裡剪頭髮、如何蒸煮蔬菜、如何處理靜電，如何換輪胎或訂到最便宜的機票，而是一些更深刻的事情，譬如該如何知道該關心什麼、如何對待周遭的人（以及自己），該問什麼樣的問題、如何去愛、該捍衛什麼、以及為何該說出自己的想法並聆聽別人的想法。而此書企圖做這樣的一本指南。所以，為女兒們寫下我的故事，教導她們充實過日子，於是我也得以藉此學到如何充實地活著，這就是我在人生最後三十七天所要做的事。
讓我就從這裡開始。
派蒂‧戴
如果只剩三十七天可以活，你會怎麼做？
《最後37堂生命的練習》一書作者派蒂‧戴的繼父，
在被診斷罹癌後三十七天撒手人寰，嚇到了派蒂，也驚醒了她，讓她開始檢視自己的生命。
她明白，好好活出生命不代表要拋掉工作，環遊世界，而是要更用心去過簡單卻精彩的一天。
這本《最後37堂生命的練習》（Life Is a Verb: 37 Days to Wake Up, Be Mindful, and Live Intentionally）
是根據派蒂的獲獎部落格「三十七天」而寫成。
書裡提供了三十七則幽默但發人深省的人生小故事。
作者從這些故事歸納出六個核心原則，依照這些原則來過日子，你就不會懊悔，不管還有多少生命可以活。
說yes：要如何過一種「好」，而非「好，可是……」的生活？
要慷慨：你要如何收受（或給予）比金錢和物品更有價值的東西？
發表意見：你要如何挺立不屈，但不死守「自己是正確」的執念？
多愛一些：愛（自己和其他人）可以如何讓你的生活產生革命性變化？
信任自己：你該怎麼挑選跟你共度時光的人？
放慢腳步：在這個繁忙匆促的世界裡，你要怎麼專注用心，站穩腳步？
《最後37堂生命的練習》》（Life Is a Verb: 37 Days to Wake Up, Be Mindful, and Live Intentionally）
世潮出版 2012年即將發行
作者派蒂‧戴，一九五○年代末出生於北卡羅萊納州的一個小鎮。六○年代聽著鮑比‧謝爾曼（Bobby Sherman）的歌聲，穿著繪有藝術家彼得‧麥克斯（Peter Max）作品的熱褲長大，還出馬競選過班長。七○年代開始讀青春偶像雜誌《Tiger Beat》，玩小型足球賽，把明星足球員強尼‧尤尼塔斯（Johnny Unitas）當偶像，曾在斯里蘭卡住過一陣子。八○年代在貴格會教派所辦的學院唸書，在幕尼黑住過，愛聽瓊‧艾瑪崔汀（Joan Armatrading）和傑叟羅‧圖爾（Jethro Tull）的音樂，熬過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航海環遊世界。九○年代護照蓋滿章、深深墜入戀情，擁有第一個孩子，寫下第一本書。最近這十年寫了更多本書，有了第二個孩子。會偷偷跟蹤影星強尼‧戴普和詩人比利‧科林斯。最後終於找到自己的聲音和熱情。
派蒂著有兩本企業書，寫過上百篇討論全球領導趨勢和企業多樣性的文章，刊登魚各大報章雜誌。她的評論廣見於公共電視、《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財星雜誌》（Fortune）、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今日美國報》（USA Today）、《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和《倫敦金融時報》（London Financial Times）等。派蒂是「圓圈計畫」（Circle Project）（www.thecircleproject.com）的合夥創辦人，該組織是一跨國顧問與訓練機構，致力於幫助組織和組織成員更有效率地工作，更能跨越差異，真誠相處。她也奉獻心力，幫助社會大眾了解種族歧視和其他主義對個人和社會造成的損失，因為這些歧見會把人簡化，排除孤立他人。
然而，不管她還有哪些身分，或者致力於什麼事，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當兩個女兒的母親。派蒂和丈夫約翰‧派特克（又名「棒透了先生」），及女兒艾瑪和泰絲，還有愛狗小藍，及兩隻貓咪定居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艾旭維爾的美麗山城。那兩隻貓咪雖有亂抓沙發的怪癖，但仍值得在此被提起（喔，原諒我忘了說他們的名字，他們是心心和蓋麗）。對了，最近發生一起「不幸事件」，使得家中成員多了小倉鼠瑪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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