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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日子過得渾渾噩噩,像是被人推著走似的,沒有思考力與餘力產生太多想法。高中似乎開竅了點,我開始真正認識「懷疑」這種心情。

要我背像是在課本不斷無性生殖的英文單字,我雖力有未逮,倒也明白這些辛苦,除了讓自己可以通過大學考試,也能在一心嚮往的旅行中派上用場。

但是,微積分、遺傳物質與作用原理、元素週期表、牛頓力學,讓當時的我產生強烈的質疑,它們跟我的生活究竟有什麼連結?對於我而言,這麼做除了能拿到求學和謀職的通行證,除了要進入研究與發明領域,到底還有什麼意義?

每天上課時就是放空勤抄筆記,下課後又像行屍走肉般,繼續上物理、化學和數學補習班。Mo爸甚至為了我,和兩位家長一起找了一位名師開了三人的家教班,還親自到學校接我下課,好節省一半原本快一小時的車程,以趕上上課時間。但父母付出的金錢與心血報酬率幾近於零,我的成績毫無起色,原因很簡單,我秉持一貫的風格──照樣放空抄筆記。

若是如此,那為何我不選擇社會組?因為改朝換代與重大事件戰爭的發生年代、帝王大臣名將的姓名別號,大陸各省的主要作物與礦產、世界各地的氣候特徵,我照樣也很抗拒,這些翻書、google就可以知道的學問,為何要花時間腦力去背誦?

有這麼多徒勞無功的心情,除了國文,我的所有科目都表現中下。為了寶貝女兒至少有大學可以唸,我爸建議我選擇當時錄取率遠遠高出20%以上的自然組。

現在的我明白這些學習都是為了奠定基礎學力,好在大學能夠接受更專科的教育,若能重頭來過,我願意安份地背歷史地理,選擇社會組。因為高中選讀自然組,大學理所當然也是受理科教育,為了取得學位,我得把大部分的時間拿來追求我由衷厭惡的學問,換來ㄧ張應徵文字工作時表明我是非本科系生的證明,也變成我父母難以放下的包袱。

我想回歸我喜愛的文學,為了做這個U turn,我費了好大的勁也付出更多的時間,說服社會和我父母:我可以!

因此,我十分佩服和羨慕拒絕聯考的吳祥輝先生,特別是他成為暢銷作家之後。但要脫離社會制度,得對自己有足夠的認識,明白自己要的到底是什麼,也必須具備超人的意志力,為自己規劃求知的計畫。所以,我只能乖乖進入學習工廠,期望自己來日能變成一支社會或許用得上的小螺絲釘。

離開學校之後,父母總是期許我能繼續深造,但以現況來說,畢業證書已經不再是保障未來的保單。日本在九○年代因政府鼓勵各大學擴充研究生課程,造成博士氾濫,每年有一萬兩千名博士失業,而因為對未來絕望而失蹤、自殺的博士甚至高達百分之十一點四。台灣的環境也和日本極為類似,因此,我不敢把學歷當作護身符,在沒有真正產生求學的欲望和需求之前,我不想基於恐懼和過度美好的幻想去做這個決定。

但真正讓父母不安的,是我從事出版這個日益蕭條的產業。重回原來的跑道,到前景看好的生物科技產業,或相對穩定、報酬高的藥廠做個研發人員,是我父母的期望,我在這件事上一樣也搞叛逆了。

在世茂即將在八月出版的《成功猶太人傳家密語》(書名暫定)裡,讀到《變形記》》(Die Verwandlung)作者、捷克裔作家卡夫卡的名言,「當你跟全世界的對抗時,你還是站在世界那邊吧。」(In the fight between you and the world, back the world.),乍看之下覺得很意外,這是不是斷章取義?否則,總在作品中傳達人處在世界這個龐大組織下無路可走的卡夫卡,怎麼會建議我們應該要迎合世俗?仔細思考一番才明白,一生都在與代表社會期待的父親拉鋸,生前一面從事保險一面創作,逝世後作品才被大眾認可的卡夫卡,非常理解無法全心追求夢想的掙扎、壓抑與憤怒,他最有資格(也最沒有資格)告訴我們,不要跟世界作對。

2223歲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卡夫卡總共在保險局工作16年(1906~1922年),2年後死於肺結核,為了謀生,醒著的時間有大半耗費在自己只為餬口而做的工作上,甚至因為擔心所剩無幾的創作時間遭到婚姻生活剝奪,還數度悔婚。或許這位文豪留下的作品,都在反映他從自己的人生看到的荒謬。他在日記中自白,「寫作是他祈禱的形式」,他希望能藉由寫作,釋放掉因為熱中文學、擁有夢想而無法讓父親滿意所產生的罪惡感,或許,還有因無法而忠於自我而對自己懷抱的罪惡感。

卡夫卡寫過ㄧ封一百多頁卻沒寄給父親的信,反應他從巨大的父親身影所受到的壓迫。身為強勢、堅強的成功商人之子,懦弱、喜好文學的卡夫卡讓父親失望了。我雖沒有像他那樣受到父親鄙視,但無法讓父母心安也讓我產生不小的罪惡感。然而,我只能抱著這卡夫卡式的罪惡,像猶太人一樣,對所有人認為是對的事情抱持懷疑,努力找出自己的答案。

在人群中、在家中我都像是一個外星人。我希望有朝一日整個社會能如電影《MIB星際戰警》的指揮總部一樣,形形色色的外星人來來往往,因為大家都很奇怪,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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