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日子過得渾渾噩噩，像是被人推著走似的，沒有思考力與餘力產生太多想法。高中似乎開竅了點，我開始真正認識「懷疑」這種心情。
要我背像是在課本不斷無性生殖的英文單字，我雖力有未逮，倒也明白這些辛苦，除了讓自己可以通過大學考試，也能在一心嚮往的旅行中派上用場。
但是，微積分、遺傳物質與作用原理、元素週期表、牛頓力學，讓當時的我產生強烈的質疑，它們跟我的生活究竟有什麼連結？對於我而言，這麼做除了能拿到求學和謀職的通行證，除了要進入研究與發明領域，到底還有什麼意義？
每天上課時就是放空勤抄筆記，下課後又像行屍走肉般，繼續上物理、化學和數學補習班。Mo爸甚至為了我，和兩位家長一起找了一位名師開了三人的家教班，還親自到學校接我下課，好節省一半原本快一小時的車程，以趕上上課時間。但父母付出的金錢與心血報酬率幾近於零，我的成績毫無起色，原因很簡單，我秉持一貫的風格──照樣放空抄筆記。
若是如此，那為何我不選擇社會組？因為改朝換代與重大事件戰爭的發生年代、帝王大臣名將的姓名別號，大陸各省的主要作物與礦產、世界各地的氣候特徵，我照樣也很抗拒，這些翻書、google就可以知道的學問，為何要花時間腦力去背誦？
有這麼多徒勞無功的心情，除了國文，我的所有科目都表現中下。為了寶貝女兒至少有大學可以唸，我爸建議我選擇當時錄取率遠遠高出20%以上的自然組。
現在的我明白這些學習都是為了奠定基礎學力，好在大學能夠接受更專科的教育，若能重頭來過，我願意安份地背歷史地理，選擇社會組。因為高中選讀自然組，大學理所當然也是受理科教育，為了取得學位，我得把大部分的時間拿來追求我由衷厭惡的學問，換來ㄧ張應徵文字工作時表明我是非本科系生的證明，也變成我父母難以放下的包袱。
我想回歸我喜愛的文學，為了做這個U turn，我費了好大的勁也付出更多的時間，說服社會和我父母：我可以！
因此，我十分佩服和羨慕拒絕聯考的吳祥輝先生，特別是他成為暢銷作家之後。但要脫離社會制度，得對自己有足夠的認識，明白自己要的到底是什麼，也必須具備超人的意志力，為自己規劃求知的計畫。所以，我只能乖乖進入學習工廠，期望自己來日能變成一支社會或許用得上的小螺絲釘。
離開學校之後，父母總是期許我能繼續深造，但以現況來說，畢業證書已經不再是保障未來的保單。日本在九○年代因政府鼓勵各大學擴充研究生課程，造成博士氾濫，每年有一萬兩千名博士失業，而因為對未來絕望而失蹤、自殺的博士甚至高達百分之十一點四。台灣的環境也和日本極為類似，因此，我不敢把學歷當作護身符，在沒有真正產生求學的欲望和需求之前，我不想基於恐懼和過度美好的幻想去做這個決定。
但真正讓父母不安的，是我從事出版這個日益蕭條的產業。重回原來的跑道，到前景看好的生物科技產業，或相對穩定、報酬高的藥廠做個研發人員，是我父母的期望，我在這件事上一樣也搞叛逆了。
在世茂即將在八月出版的《成功猶太人傳家密語》（書名暫定）裡，讀到《變形記》》(Die Verwandlung)作者、捷克裔作家卡夫卡的名言，「當你跟全世界的對抗時，你還是站在世界那邊吧。」（In the fight between you and the world, back the world.），乍看之下覺得很意外，這是不是斷章取義？否則，總在作品中傳達人處在世界這個龐大組織下無路可走的卡夫卡，怎麼會建議我們應該要迎合世俗？仔細思考一番才明白，一生都在與代表社會期待的父親拉鋸，生前一面從事保險一面創作，逝世後作品才被大眾認可的卡夫卡，非常理解無法全心追求夢想的掙扎、壓抑與憤怒，他最有資格（也最沒有資格）告訴我們，不要跟世界作對。
22、23歲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卡夫卡總共在保險局工作16年（1906~1922年），2年後死於肺結核，為了謀生，醒著的時間有大半耗費在自己只為餬口而做的工作上，甚至因為擔心所剩無幾的創作時間遭到婚姻生活剝奪，還數度悔婚。或許這位文豪留下的作品，都在反映他從自己的人生看到的荒謬。他在日記中自白，「寫作是他祈禱的形式」，他希望能藉由寫作，釋放掉因為熱中文學、擁有夢想而無法讓父親滿意所產生的罪惡感，或許，還有因無法而忠於自我而對自己懷抱的罪惡感。
卡夫卡寫過ㄧ封一百多頁卻沒寄給父親的信，反應他從巨大的父親身影所受到的壓迫。身為強勢、堅強的成功商人之子，懦弱、喜好文學的卡夫卡讓父親失望了。我雖沒有像他那樣受到父親鄙視，但無法讓父母心安也讓我產生不小的罪惡感。然而，我只能抱著這卡夫卡式的罪惡，像猶太人一樣，對所有人認為是對的事情抱持懷疑，努力找出自己的答案。
在人群中、在家中我都像是一個外星人。我希望有朝一日整個社會能如電影《MIB星際戰警》的指揮總部一樣，形形色色的外星人來來往往，因為大家都很奇怪，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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