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藏於正義底層的無名怨憤
對情緒容易失控的人而言，犯罪是破壞力和殺傷力最嚴重的行為。我在第章已經介紹過幾個理智被憤怒沖昏頭而犯罪，甚至造成傷亡的例子。即使明知此舉如同自取滅亡，他們還是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這樣的犯罪，大多源自於瞬間引燃的怒火。就像前面提到的資深醫師所下的評論，這些人就像快煮壺，怒氣在瞬間被引爆，最後如發狂般做出犯罪行為。
有一種比憤怒更為陰險鬼祟，而且持續性綿延不絕的情緒也有誘發犯罪的可能，這種情緒就是第章介紹的無名怨憤，也就是一般通稱的怨恨。一旦長久累積的無名怨憤爆發，這些人大多打著「獨排眾議」的正義大旗，絲毫無暇顧慮別人的感受。
發生於年月的「津久井山百合園身心障礙者殺害事件」，便可視為其中的典型案例。津久井山百合園是一間位於日本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的身心障礙者安養院。有一名幾歲的青年，隻身闖入院內襲擊患者，造成大規模的死傷。這起案件是典型的隨機大量殺人事件，兇嫌的特徵完全符合由美國犯罪心理學者雷恩和福克斯，針對會犯下隨機大量殺人事件的兇手所列舉的六項要素（《隨機大量殺人的精神分析》片田珠美著，日本新潮選書）。
以這六項來作分析，首先是 「長期以來的欲望無法得到滿足」。本案的嫌犯或許受到在小學擔任美勞老師的父親影響，從小就立定志向，以後也要在和父親同一所小學任教。但是他沒有取得教師資格；在灰心喪志之下，有一段時間曾待在家中足不出戶。大學畢業後，他原本在某間飲料廠商擔任送貨員，但是只做了半年就辭職，理由是「薪水太低，無法應付生活開銷」。他心想：「小學教師的門檻太高，我要改考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並進入身障者設施工作，沒多久卻又開始抱怨「工作太辛苦」。日積月累下來，他很可能累積了許多不滿。
而且，嫌犯還出現了 「責他傾向」。也就是把自己欲求不滿的原因，全部歸咎於他人。從他的供詞「因為被迫辭職產生很深的恨意」，不難看出他想把責任轉嫁到別人身上的企圖。
基於嫌犯在年月「強制入院（依照法律強制患者住院）」時，當時的診斷之一是「妄想性障礙」，我認為他很可能懷抱著被害妄想。如果出現被害妄想，想法就會變得極端，堅信「只有我受到不合理的待遇」，把自己視為被害者。不論遇到什麼事，都一味推到別人身上。由於他對設施本身、工作人員和住院患者都懷有恨意，而力量最薄弱的身障者，自然成為他復仇的首要目標。
「長期以來的欲望無法得到滿足」加上 「責他傾向」，已經符合容易爆發的要素，但如果再加上 「破滅性的喪失」這一項，無疑會提高情緒失控的機率。所謂「破滅性的喪失」，意即有關某種事物的喪失經驗，對當事者而言已造成「毀滅」般的打擊，陷入絕望的深淵。以這名嫌犯而言，他在月被開除，與導致被強制住院這兩件事，應該稱得上是「破滅性喪失」。
所謂的強制入院，意指在患者有自戕或傷害他人的可能時，透過警方，並經過位精神專科醫師的診斷，在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的審查通過後強制住院。或許從那次的強制住院，讓他認識到自己也成了精障者。在此之前，他常常對身心障礙者表現出輕蔑之意，也曾對安養院的其他員工表示「你不覺得這些殘障死了最好嗎？」他很可能覺得如果自己成為精障者，表示已經和自己以往瞧不起的那些人淪為同類。
近年來歐美頻傳的恐怖攻擊也成了火上加油的幫兇。接二連三的恐怖攻擊，等於讓他有了 「模仿對象」。大多數的隨機大量殺人，都會以之前的隨機大量殺人事件為藍本，進行模仿。例如已被判處死刑的加藤智大在年月犯下了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在此案發生的個月前，茨城縣土浦市也曾發生一名幾歲男性揮刀砍人的隨機殺傷事件。可以想見這次事件是觸發加藤犯下此案的關鍵之一。
以身心障礙者設施為目標犯下隨機殺人的案行，有很高的機率是模仿歐美頻傳的恐怖攻擊。事實上，案發前天的月日，他在推特也提及了發生在德國慕尼黑的購物中心槍擊案。
另外，他也符合了 「社會孤立．心理孤立」。原本過著獨居生活，在工作不保後，等於失去了與職場的連結。為了犯下隨機大量殺人事件， 「得到可以進行大量破壞的武器」固然也是必備條件，但這起案件的兇器是刀具，想要入手並不困難。
總之，這起典型的隨機大量殺人事件，應該可視為各種不滿與怒氣所激發出的復仇心理爆發。隨機大量殺人的復仇對象，分為社會全體和特定集團；前者的典型是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後者的典型是瞄準「優等生」的大阪教育大附屬池田小學事件。至於這起發生在相模市身心障礙設施的案件，應該屬於後者，也就是瞄準特定集團犯案的類型。
最讓我感到不寒而慄的是，即使全世界只有他一個人這麼想，他也能大言不慚的宣稱自己所為是正義之舉。從他的幾項行為，都能清楚感受到這一點。第一，他曾寫了一封主旨為「讓這個世界的身心障礙者可以安樂死」的信，並且直接送到眾議院議長官邸；另外，當他被逮捕後，臉上也絲毫沒有露出反省或後悔的表情。換句話說，他深信自己做的是正確的行為。這不禁讓我想起第章介紹的尼采，一針見血的點破︰正義的起源是無名怨憤。
回顧這名嫌犯至今為止的人生，也可以清楚發現他對自己人生的種種不順，抱持著非比尋常的恨意。包括他在給眾議院議長的信中寫著「我對自己的外表沒有自信，我要整形」，在他協助警方還原案發現場時，他還提出改名字和戶籍的的要求。不論改名也好，改戶籍也罷，這些要求很清楚的呈現出他的目的：他希望藉此一筆勾銷過往的人生，獲得新生。換個角度來看，他對自己的人生已經感到絕望。
但是，他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絕望。因為承認絕望，等於承認自己的人生失敗，而他的自戀心不允許自己這麼做。他的自戀程度之強，從他的特權意識表露無遺。所謂的特權意識，意即自認與眾不同。即使他念的並非名校，就職也非一帆風順，但他卻憑空認定「我是個特別的存在，只有特別的偉人才能了解我異於常人的思想和行動」。正因如此，他才會特地把信寄給「特別的偉人」，也就是眾議院議長。
嫌犯雖然自己抱著滿腔的恨意，卻又不願意承認對人生感到絕望，唯一的救贖是得到某種正義。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他會一個人拚命疾呼「讓這個世界的身心障礙者可以安樂死」的原因。但這不過只是為了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的藉口。
潛藏於其內心深處的是憤怒與無名怨憤，正如尼采在《道德系譜學》所說的，不過是「企圖以正義的美名，把復仇包裝為神聖之物」。
他的犯行正好也反映出日本社會的現況。我沒有要認同嫌犯的想法，只是想強調，無論什麼樣的犯罪，都具備反映社會現實的一面；若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案件也反映出日本社會現況的其中一小部分。
其中，有個重要的元素：
只重視效益的社會
陷入憤怒，以及無名怨憤漩渦之中的社會
打著正義的旗幟，師出有名的社會
社會只重視效益，會影響嫌犯對身心障礙者的觀感。在他的眼中，他們不但無法對經濟成長有所貢獻，還會使醫療費用與社會福利成本大幅增加。另外像 一樣，到處充斥著憤怒，每個人都懷抱著無名火的社會現況，對他的心理應該也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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